近两年，受疫情和经济影响，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，许多公司都减少了招聘规模或暂停了招聘计划，大厂亦是如此。对不少求职者来说，大厂变得更加遥不可及。但我们也发现，一些身在大厂的“打工人”开始逃离大厂。大厂就像一座“围城”，里面的人想出去，外面的人想进来。
本文中，来自 Meta、麦肯锡等大厂的“打工人”决定放弃高薪工作，逃离大厂。以下是他们的自述。
放弃 Meta 百万年薪后，我如释重负
Eric Yu 曾是 Meta 的一名软件工程师，工作的巨大压力让他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，之后他便开始制定“逃离”计划。
2016 年，经过谷歌、Meta （前 Facebook）和 Palantir 的一系列面试后，我在回家的飞机上收到了 Meta 软件工程师的 offer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人生达到了巅峰。几天后，我甚至还收到了谷歌的 offer。
获得这样的 offer 一直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。我在学校努力学习，似乎终于找到了人生出路。我在 Meta 和谷歌之间纠结。但当时的 Meta 更像是一家初创公司，“大企业”的感觉比谷歌少。我更喜欢它的校园氛围，所以选择了 Meta 。
作为一名对工作充满憧憬和热情的应届毕业生，所有的一切在一开始都很顺利。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约两年半时间，之后的我就开始变得焦虑。
科技行业的重压让我患上了“焦虑症”我的工作是从早上 7 点开始，参加几次会议，中午稍作休息，便在下午 2:30 到 5 点的时间里开始投入到紧张的编码战斗中。
问题是，即便工作暂时搁置，我也无法摆脱工作的压力和待办事项的困扰。我深深感受到了科技行业的重压，只能无时无刻鞭策自己，这让我下班后依然无法逃离工作的牢笼。
直到 2019 年的一个午后，阳光明媚，我正在家里专心写代码。突然，我感到左手小指一片麻木。我开始也没有在意，但是情况迅速恶化：一个小时后，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心跳如同战鼓。我仿佛站在一座大坝上，无法压抑那如洪水猛兽般的情绪。充满内心的焦虑和思绪，仿佛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坝，一旦决堤水流就会奔涌而出。我越是压抑，它越是要爆发。
注：恐慌症，是一种焦虑症，特征为没有预兆地一再恐慌发作。恐慌发作是突然的短期强烈恐惧，可能包含心悸、流汗、手颤抖、呼吸困难、麻痹感、或是有非常严重的事即将发生的感觉。症状的强度在会在几分钟内达到最高峰。
幸运的是，我当时的女友 Wanda（现在的未婚妻）就在我身边，她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异样。
当时我对恐慌症毫无认知，以为那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。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它如影随形地困扰着我，并且越来越严重。
从 2020 年 3 月到 9 月的半年时间里，我陷入了生活的低谷。每一天都如同一场战斗，我迷失了自我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明白为何还要继续努力工作。我的表现直线下降，无法集中精力写代码，也没办法按时完成任务。
代码审查让我如履薄冰Meta 对代码的要求异常严格，代码审查更是让我如履薄冰。在我之前实习的公司，代码审查形同虚设、草草了事。那些人会快速浏览下我的工作，然后就给了批准。然而在 Meta，代码审查是一件严谨的事情，必须遵循“正确”的设计模式和架构风格。
在审查过程中，我要与不同的团队合作来寻找最佳编码方式。紧张的场面时有发生，我在多次审查后收到严厉的反馈，这让我倍感压力。
我认为，反馈本应是委婉的：“嘿，我喜欢你的尝试，或许可以在这里做出改进。” 然而在 Meta，一些工程师的反馈过于直接：“这真的很糟糕，你不应该这样写。” 这种反馈过于尖锐，忽视了沟通中的情感需求。
我比大多数团队成员加班更久每当构建一个新功能时，我们团队都会进行详尽地测试。如果这个功能表现良好，那么便可以将其推广至全球。否则，我们就吸取经验教训，制定下一步构建计划。
曾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是 Android 团队里唯一的工程师，压力巨大，因为其他成员都处于度假或因心理健康原因休假的状态。我想，我不能成为项目进度的绊脚石，所以感觉身上的担子特别重。我知道如果我不能保持既定的进度并迅速积累经验，将延误整个团队的工作流程、影响大家的整体进展。
因此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：每天工作到晚上 8 点（比团队的大多数成员都晚），并且还要在每个周末再工作四个小时，只是为了确保跟上工作进度。
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，我感到这样的工作负担并不健康。我当时应该告知我的上级：我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，需要更多人手协助。
最后一击：质疑我的“代码提交次数”公司内部有一个仪表板，我们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自己和团队成员的提交次数。
然而，我认为这种衡量方式并不科学，它给员工带来很大的压力。我就是每隔几周看看自己的仪表板，看看自己在团队、公司中的位置。
记得我刚加入一个新团队时，经理找我谈话，表达了他对我提交次数的担忧：我略低于团队其他成员的平均水平。
但问题是，在我刚加入的那段时间，团队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清晰，所以并没有分配给我太多项目，这也导致了我的提交次数比较低。
但领导层非常喜欢用提交次数来衡量员工的价值。我认为代码的数量并不能代表一切，诸如指导、项目管理以及处理人际依赖关系等技能也应被重视。但我的经理不这么认为，这次谈话也成为我决定离开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寻找副业，为离开 Meta 做最后准备在 2020 年底，我和 Wanda 开始思考未来十年的生活，并制定了退出计划，因为我们不想再在科技行业工作太久。
某天晚上，我们在白板上列出了各种可能的收入来源，包括代发货、品牌联盟营销和房地产。评估后，我们决定将选择缩小到房地产和 Airbnb。然而，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，我们不确定是否要 all in。
我们决定从 “house hacking” 开始，这是一种更低成本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方式。我们计划购买一栋房子，自己住一部分，剩下的出租给别人。
之后，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雷丁市购买了一栋五居室的房子。虽然我们住在后院一个独立的 252 平方英尺的客房中，但我们的主房每个月通过 Airbnb 可以带来约 8 千美元的收入。我们的生活成本已经被租房收入覆盖，每个月还能赚到钱。
我们看到了出租房屋的潜力，对此充满信心。我甚至设定了一个个人目标：一旦我每个月可以从中赚到 1 万美元，就辞去 Meta 的工作。在 2021 年，我们再次加大投资，另外购买了两处房产。当年底，我达到了每月收入 1 万美元的里程碑。然后在 2022 年又购买了两栋房屋，2023 年再购买了一栋。
离开 Meta 的这段经历平淡如水。在家办公，与同事云端相聚，没有告别派对，也没有正式告别。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议后，我轻轻合上电脑，如释重负：“啊，终于结束了。”
离开这份高薪工作，在外人看来疯狂至极，毕竟留在 Meta 可以有稳定有靠的收入。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归宿。
通过房地产获取被动收入并非我的终极追求，但它为我提供了时间和空间，让我在财务自由后去探索真正想做的事。目前我仍在探索，目标将是建立社群并帮助他人有意义地改变生活，就像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样。
“我每天如同行走在刀尖上”
Lu 曾是麦肯锡高级业务分析师，年薪 13 万美元。在麦肯锡，Lu 的工作日平均工作时长长达 12 至 15 个小时，巨大的工作压力下，Lu 最终选择降薪加入一家科技初创公司。 初入麦肯锡，年薪 10 万美元起2016 年，我加入麦肯锡时，底薪 8 万美元，还有绩效奖金。公司还帮我用 7% 的合格薪酬建立了退休计划，并额外提供了 5 千美元的签约奖金。整个算下来，我入职第一年的潜在薪酬大概就是 106650 美元。
据我所知，麦肯锡奉行公平原则，不推崇薪水谈判。奖金根据第一年的绩效来计算，按照底薪的一定比例发放。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，这笔奖金与底薪相加，成为新的薪酬基数。在我担任高级业务分析师两年半后离开麦肯锡时，我的薪资约为 13 万美元。
我以更低的薪水加入了一家科技初创公司，还放弃了晋升项目经理的机会。我最终决定离开，是因为我渴望在其他方面进行探索和成长。
喊出“我快要崩溃了”像是认输在麦肯锡，我们每天如同行走在刀尖上，平均工作 12 至 15 个小时。每个星期一的凌晨 4 点或 5 点，我就得准时从床上爬起来向机场出发，搭乘最早的航班去拜访客户。飞机上我也得争分夺秒地工作，偶尔可以稍作休息。
一些项目类型堪称“压力之王”，比如那些长达两到三周的并购尽职调查。我们要对客户的业务、运营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挖掘。期间，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工作到凌晨，仅仅休息几个小时，然后第二天早上 8 点再次投入战斗。
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。当时我虽然刚毕业，但被赋予了很高的期待，还要学会应对压力、安排工作和应对紧迫的时间安排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在一次飞往客户城市的途中，焦虑如影随形。飞机着陆后关闭飞行模式的瞬间，我手机上工作消息的通知声音突然响起，那声音让我如坐针毡。我迅速关掉了软件，试图平复心情。
不友善的团队氛围也会给人巨大的压力。在一个项目中，团队中的副手在公司资历比我深。每当项目出现问题，他总爱将“锅”甩到我头上，说是我的疏忽，让我在领导面前颜面尽失。
麦肯锡网罗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精英，他们皆出自一流学府，在自己的领域独占鳌头。像我这样的顾问们渐渐沉浸在精心构筑的生活方式中：每晚 400 美元的高档酒店成为日常居所，每天还有 120 美元的餐饮津贴。
此外，我不必为琐碎的行政任务烦心，因为麦肯锡会为我解决一切。比如，麦肯锡有一支专业的旅行团队为顾问预订机票。需要改航班的话，只需拨打内部旅行部门的电话，他们便会处理好一切。
然而，当我开始失去谦逊和耐心时，我才意识到我已经过于依赖这种生活方式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排队时，队伍移动得非常缓慢，我变得焦躁不安，心想：“这些人怎么能如此低效？” 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是习惯了由公司来满足我所有的需求。
喊出 “我快要崩溃了”总像是在认输，因此我一直不承认。我认识的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曾隐藏自己的情绪。我不想增加别人的负担，每个人都已经很忙了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团队、导师或经理讨论过。
不悔初衷初入咨询圈的那一年，我的情感与身体都经受着双重考验。但是，每一次挑战也都使我更加坚强，我并不后悔。
加入麦肯锡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次巨大转折，它不仅让我的专业技能飞速成长，更赋予了我无与伦比的自信，这些仍在我现在工作中发挥着巨大作用。此外，我也与众多杰出的同事建立了深厚友谊，他们给我的宝贵指导都使我受益匪浅。
在麦肯锡，我还有机会参与客户项目以及名为 “Secondment” 的全球项目。通过这个项目，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工作。如果你渴望体验新角色，又不愿真正离开公司，那这个项目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。我曾去肯尼亚的一家小型咨询公司度过了六个月，那段时光令人难忘。我深入了解了当地文化，结识了许多朋友。
另外，我的丈夫也是通过麦肯锡的工作认识的。
离开麦肯锡后，我转战金融科技领域，在 WealthSimple 担任产品经理一职，醉心于推动项目上。在咨询领域，我制定高级战略，经过一两次案例研讨后便交给客户实施。然而在科技行业，我可以发布产品并根据反馈进行迭代，我的影响力更加具体可见。
现在，我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真实经验，为想要进去咨询行业的人们提供更多信息，使他们能够理智决定是否进入咨询行业，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表面的光环和声誉。
“我的遗憾是没有早点辞职”
Vincent Chan 带着父母的期待进入了年薪 12 万美元的银行工作。然而，公司中的每个新人都竞相努力超越他人。Chan 最终选择了离开，投身于内容创作。
我出生于一个中国移民家庭，家境拮据。父母的牺牲和付出激发起我内心的责任感，我立志要让他们的牺牲有价值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决定在大学毕业后投身金融行业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大学期间，许多人都渴望在金融行业工作，因此竞争很激烈。但我并没有气馁，反而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建立人际关系。
一开始，我很难找到一份全职工作，因为我没有丰富的人脉资源。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我终于拿到了一家银行的 offer。这让我父母感到非常自豪，因为他们的儿子不仅完成了大学学业，还成功跻身白领阶层。
然而开始工作后，我逐渐意识到这种美国企业体制并不是我所追求的。难道我要在这座冷酷的摩天大楼里度过我的一生吗？还是我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道路？
内卷风气盛行当初我憧憬着金融行业的光鲜亮丽：笔挺的西装，整洁的办公室，紧张而有序的工作节奏。然而，这一切毫无新意，甚至充斥着官僚主义。
比如，我经常要制作大量 PPT 和 Excel，所有这些都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和格式，几乎没什么创新空间。由于我和高级主管一起工作，很多工作都需经过多个团队的层层审批，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。
公司里，新人热衷于展现他们的才能，期望能脱颖而出。他们深信这是获得晋升的快速通道。然而，一旦有人塑造出这种工作氛围，其他人便会仿效，以免被抛在后头。每个员工都竭力给上级留下深刻印象，希望获得加薪或晋升的机会。
我曾参与一个重大项目，直到凌晨 1 点才得以回家休息。然而我感到自己一无所有。下班后，我过着毫无乐趣的日子。我对家人冷漠，没有时间和朋友相聚，更谈不上什么社交生活。
我每周投入 60～80 个小时帮助这家大企业实现他们的梦想，而我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意识到这家公司其实并不真的关心我，如果我明天离世，他们只会寻找替代者，一两天后，没有人会记得我曾在那里工作过。
为离职“布局”：经济是拥有更多自由选择的底气我目前致力于几项事业。首先，我把重心放在了内容创作上，尤其关注在 YouTube、TikTok 和 Instagram 等平台。此外，我负责一份名为《每日市场简报》的金融新闻通讯，为普通投资者提供通俗易懂的新闻资讯。我还参与了一个内容创作者加速器项目，并策划开展一项聚焦新闻通讯和内容创作者的数据业务。
在离职之前，我提前数月向父母逐渐灌输这个想法。真正辞职时，我的父母察觉到我从其他工作中取得了可观的回报，因此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我这边，鼓励我勇敢前行。
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储蓄，有备无患。因此当我决定辞职时，我已积攒了足够支撑我一年多生活的费用。即使我的尝试失败了，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重新寻找一份工作，重新开始。
对于那些身陷高薪高压职位或想要辞职的人，我的建议是：提升你的财务技能。有了经济保障，你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。
现在，我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。非说遗憾的话，那就是没有更早辞职、早点开始我的内容创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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